郵件屬于具有明確所有權指向的特殊物品。郵件一般通過郵寄的方式由一方傳遞到另一方。郵件屬于封緘物，必須注有收件人的姓名、地址、聯系方式等投遞信息，權利義務關系明確且所有權指向鮮明。深圳知名刑事律師來帶您了解相關情況。

　　（一）被告人王立軍私自取得未激活信用卡屬于竊取行為

　　1、收件人對郵件的包裝物及內容物有絕對所有權，其他郵件合法占有人的占有效力不能及于郵件的內容物，且僅為輔助占有。因此，當郵件由寄送人交付托運人之時，應當認為此時郵件的所有權已經轉移給收件人。即使收件人尚未實際取得甚至尚未意識到該郵件的存在，其也對該物品具有間接的控制和管理權。一旦其權益遭到侵犯，收件人享有返還請求權、損害賠償權等權利。

　　2、被告人王立軍私藏他人郵件的行為不構成私自開拆、隱匿、毀棄郵件、電報罪，侵犯通信自由罪，盜竊罪。王立軍私藏他人郵件的行為，雖然同時符合私自開拆、隱匿、毀棄郵件、電報罪，侵犯通信自由罪，盜竊罪的部分客觀方面特征，但不完全符合上述三罪的構成要件或者人罪標準。

　　首先，私自開拆、隱匿、毀棄郵件、電報罪的犯罪主體必須為“郵政工作人員”，王立軍屬于非從事郵政業務公司的一般工作人員，不符合本罪主體要件。其次，“情節嚴重”是侵犯通信自由罪的成立要件之一。

　　一般認為必須具有以下情節之一，才屬于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權利“情節嚴重”：多次、經常隱匿、毀棄、非法開拆他人信件；一次性隱匿、毀棄、非法開拆他人信件數量較多；隱匿、毀棄、非法開拆他人信件的行為造成他人身體健康、精神受到巨大創傷或者重大財產損失。

　　王立軍隱匿郵件行為的次數、數量、價格均未達到“情節嚴重”的程度。且在刑法理論上，只有原因行為和結果行為均構成犯罪的情況下，才存在牽連犯的認定問題，故前述第三種關于構成牽連犯的觀點不能成立。最后，盜竊罪要求竊取的物品到手時即具有價值屬性，且“數額較大”。

　　本案中，由于王立軍竊取郵件時銀行卡尚未被激活，銀行對卡主的授信額度尚未生效，財物價值尚未生成，可透支額度不能等同于該信件價值，且王立軍僅實施了該次行為，故亦不符合盜竊罪的人罪標準。綜上，被告人私藏他人郵件行為不構成上述三罪。

　　（二）竊取他人信用卡后激活并使用的行為構成信用卡詐騙罪

　　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一款規定了構成信用卡詐騙罪的四種情形，即使用偽造的信用卡，使用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，使用作廢的信用卡，冒用他人信用卡及惡意透支。本案被告人王立軍的行為屬于其中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，且其套現19萬元，已達到“數額較大”的標準，構成信用卡詐騙罪。

　　信用卡作為一種記名的、使用時必須附隨一定印鑒、身份證件、密碼的金融憑證，行為人盜竊未激活的信用卡后，并不能無條件地獲取財物。兌現財物需實施冒名激活、冒名使用的欺詐行為，故以信用卡詐騙罪處理更為合適。綜上，法院認定被告人王立軍竊取他人信件，激活信用卡并使用的行為構成信用卡詐騙罪是正確的。

　　李某屬中國農業銀行某分行（下稱農行某分行）黨委委員、副行長（副廳級），分管辦公室、總務處、職工培訓學校、財務會計處等工作。2001年8月，該行成立基建和行服制作領導小組，李某分別任領導小組副組長和成員，負責分行機關、市區住宅的建設和對行服劃撥款等的審核工作。

　　2002年9月至2004年春節期間，李某在工程建設和行服定做的招、投標等工作中，分別收受請托人才某、童某共計美元5萬元、人民幣10萬元。另查明，2002年12月，中國農業銀行總行（下稱農總行）接到反映某分行行長韓某等人涉嫌經濟問題的舉報信函，即展開對相關人員的調查。

　　深圳知名刑事律師發現，2005年3月，農總行認為韓某等人涉嫌受賄，于同年8月移交司法部門查處。2005年春節后，李某在其家中分別退還了刁某美元2萬元、人民幣3萬元和童某人民幣2萬元。同時查明，李某在接受調查詢問時，如實坦白了其收受刁某美元2萬元、人民幣4萬元和童某人民幣3萬元的事實。